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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号咖啡|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值班律师问题漫谈
作者:北京佳美美缝公司 发布于:19-09-24 09:37 文字:【】【】【

法律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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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值班律师应否享有阅卷权等具有实质意义的权利?

二、值班律师无权阅卷=损害司法公正?

三、如何看待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的关系?

四、保障值班律师有效提供法律帮助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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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3日

曹化邀请林喜芬孙剑明朱薛峰姚玮杨晓庆徐清胡智强加入了群聊

曹化 闵行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所有人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推行,如何更好的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简称“被追诉人”)提供更加有效的法律帮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从司法实务层面看,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本区办案实践中未有值班律师行使阅卷、会见等权利的情况,值班律师仅仅起到法律咨询、见证具结书签署并签字等保障程序合法性的作用。在强调确保认罪认罚自愿性、合法性的大背景下,目前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值班律师“程序性法律帮助”的定位是否足以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今天的法律沙龙,让我们来共同探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值班律师的有关问题。

一、值班律师应否享有阅卷权等具有实质意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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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律师应否享有阅卷权等具有实质意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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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化 闵行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所有人

有观点认为,要充分发挥值班律师在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必须赋予其阅卷等具有实质意义的权利,实现其向“准辩护人”转变,对此大家怎么看? 

林喜芬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个人认为值班律师应当享有阅卷等具有实质意义的权利。有人担心赋予值班律师阅卷等权利会影响诉讼效率,虽然这种担忧不无必要,但我认为对诉讼效率的影响不会太大。其一,绝大部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尽早摆脱讼累的意愿比较强,值班律师有阅卷动力,程序阻力不大。其二,缺乏阅卷权的保障,很难避免非法取供和虚假认罪等情况。即使基于此获得了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和值班律师的具结见证,这种强行提速并不是真正提升了诉讼效率,且可能导致被追诉人在一审之后反悔,上诉率升高。其三,担忧因值班律师阅卷后会提出证据异议而影响诉讼效率,显得正当性不足,毕竟公正才是第一顺位的价值。

孙剑明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定位,是保障作出认罪认罚从宽程序选择的被追诉人对该程序可能产生结果的知情权。从该定位出发,值班律师主要应该是起法律咨询作用,而非具有完整辩护功能。也就是说,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帮助,是作为司法机关完成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运作过程中的流程辅助,其身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不像辩护人那样具有辩护权的继受过程,即接受被追诉人委托的过程。由此,我的观点是,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值班律师不能、也不宜代行辩护律师的职责。

朱薛峰 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律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值班律师制度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效率问题,但效率的实现不能以牺牲公正为代价。首先,任何效率都是相对的,即使值班律师有阅卷权,他们与辩护律师阅卷权的内容肯定有区别,值班律师只需对基本事实大致了解即可,因此,赋予值班律师有限的阅卷权,并不会绝对导致司法效率低下。其次,若设立值班律师制度的作用仅是辅助司法机关完成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签署,则背离了对认罪认罚自愿性予以见证、提供法律咨询的本意。

胡智强 闵行区检察院检察官

我认为赋予值班律师阅卷权对诉讼效率有影响但比较有限,并且可以通过其他工作制度来降低这种影响。目前,全市检察机关全面普及电子阅卷,对效率有一定保证。另外,值班律师阅卷的重点在于与被追诉人有关的量刑情节、罪名认定上,而非基于事实、证据作全方位的辩护,很多简单案件可以在具结量刑时通过现场翻阅卷宗材料来达到阅卷目的。

姚玮 闵行区检察院检察官

我认为赋予值班律师阅卷权必然会影响诉讼效率。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在提审时通常不会随身携带所有案卷,而且根据目前的规定,律师阅卷要通过案件管理部门。如果让值班律师先前往案管部门阅卷,再和检察官约好时间去看守所,这样的值班律师和援助律师没有什么区别。

二、值班律师无权阅卷=损害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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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律师无权阅卷=损害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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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化 闵行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所有人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值班律师不阅卷,不介入案件实体问题,这对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司法成本不无益处,但是如何保证值班律师为被追诉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不赋予值班律师阅卷等权利会不会影响司法公正?

林喜芬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其一,为保障被追诉人供述的自愿性,域外很多国家或地区,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包括值班律师)有权在场监督和提供法律帮助,我国刑诉法尚无此类规定。在实践中,律师获知侦查人员有无非法取证、被追诉人是否有虚假供述等,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阅卷实现的。因此,值班律师仅有“到场并见证签字”的权利,难以发现可能存在的非法取证、虚假供述等情况。其二,被追诉人的有罪口供不仅仅具有证据法上的意义,而且还具有繁简分流、程序和实体从宽的诉讼功能。因此,没有阅卷权保障的见证签名,其公正性非常有限。其三,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委托辩护和法律援助辩护的比例大约在30%左右。大多数案件的被追诉人都是通过值班律师来获得律师帮助,若值班律师无阅卷权,则无法全面知悉案件的证据信息,从而导致其在与检察机关进行量刑协商时,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地位。

朱薛峰 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律师

这一问题的焦点在于值班律师的定位问题。如果值班律师的定位仅为对于流程的监督,那么其是否具有阅卷权都并不影响公正。若超越认罪认罚从宽具结签署环节,让值班律师在案件实体和程序方面有一些判断,那必须赋予其一定的阅卷权利,使其对案件的基本事实有大概了解。

杨晓庆 闵行区检察院检察官

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诉辩交易,在诉辩交易中,对于证据不充分的案件,确实可能存在无罪被迫认罪的情况。认罪认罚从宽的前提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认罪认罚从宽并非终局性、不可变更的,被追诉人在任何诉讼阶段均有权对认罪认罚从宽的任何内容提出异议,一旦提出异议,认罪认罚从宽即可中止。且我们的法律援助辩护已经在庭审阶段实现全覆盖,对于被关押的被追诉人,只要其没有委托辩护人,法院均会指派法律援助律师进行阅卷,被追诉人的权利可以得到充分保障。

姚玮 闵行区检察院检察官

我认为不赋予值班律师阅卷权不至于影响司法公正。第一,大部分的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都是无争议的简单案件,现有的制度足以维护司法公正。第二,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效率本身就是公正的一部分,既然阅卷影响诉讼效率,必然也会一定程度影响到实体公正。第三,如果认为现在辩护率过低影响了实体公正,那么首先应该做的是提高辩护率,而不是扩大值班律师的职权范围,让值班律师变成变相的、低配的辩护律师。

三、如何看待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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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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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化 闵行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所有人

值班律师享有阅卷等权利,实际上是使其享有了相应的辩护人权利,且值班律师提供程序和实体法律帮助的费用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那么,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否会影响原有的当事人聘请辩护律师制度的效果?

林喜芬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一,尽管值班律师可能是一些资历较浅、经验较少的执业律师,但是,针对绝大多数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而言,若值班律师阅卷等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则在审判前阶段的辩护功能至少会比肩法律援助律师,区别只在于后者的财政经费保障得更好些。其二,在财政保障有限的条件下,即使享有阅卷权等权利,值班律师的积极性仍可能会打一定的折扣,因此,对于那些满足法律援助条件,又有财力聘请律师的被追诉人而言,可能仍会选择“花钱买优质服务”,而非“蹭国家的免费福利”。总体上,值班律师的权能充实之后,对高端辩护市场的影响应该不大,但可能会在未来压缩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践空间;对审判阶段的辩护市场(尤其是有争议案件)影响不会很大,但可能会降低被追诉人对委托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效果的评价。

朱薛峰 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律师

我认为不存在架空当事人聘请的辩护律师的情况。首先,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的定位、对于所解决诉求的层次和角度是不一样的。值班律师所解决的仅为程序性公正问题,且仅仅针对未聘请辩护律师以及未指定法律援助律师的被追诉人。其次,从目前收费的情况来看,值班律师是公益性质的,而辩护律师系当事人付费聘请。当事人是否决定聘请辩护律师,是基于当事人对自己经济能力、案件事实、证据等各种要素的综合判断,若被追诉人具有更多的诉求、需要更有效的、高质量的辩护,依然会选择聘请辩护律师或申请法律援助律师。

徐清 闵行区检察院检察官

目前能够对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分为聘请律师、援助律师、值班律师三种。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只有在被追诉人没有聘请律师,也没有援助律师的情况下,才由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因此在不违反刑诉法关于被追诉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的前提下,值班律师与聘请律师、援助律师之间能够形成较好的分层保障被追诉人权益的互补体系结构。

杨晓庆 闵行区检察院检察官

我认为,由被追诉人承担费用的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形成互补格局的观念有待商榷,与委托律师形成互补格局的应该是法律援助律师,而不是值班律师。值班律师仅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不认罪的案件以及虽然认罪但事实、证据不清楚、不充分的案件中不会出现值班律师。值班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不可能完全代替法律援助律师、委托律师的作用,因此其权利的变更也不可能打破刑事辩护的格局。

四、保障值班律师有效提供法律帮助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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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值班律师有效提供法律帮助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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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化 闵行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所有人

关于如何让值班律师真正有效参与刑事诉讼,请各位发表真知灼见。

林喜芬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现阶段我提几点个人建议:其一,在域外,值班律师的应然定位是“急诊医生”,解决刑事诉讼“最初一公里”的法律帮助问题,该制度定位以法律援助制度非常发达为前提,而我国目前尚不完全具备这一前提。因此可以考虑,值班律师在具结书签署之前,享有会见权、阅卷权等,增加的费用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同时,值班律师在审判阶段可以为被追诉人提供咨询和相关建议,但原则上不介入庭审。其二,是否以准许值班律师参与提审来代替阅卷,个人认为经准许参与提审,有域外律师在场权的意味,从权利的基本理论来讲,阅卷权可以由权利主体放弃,可以经值班律师同意,通过其参与提审来知悉案情、保证讯问程序合法,免去阅卷的重复工作,但并不能因此而当然地排除值班律师的阅卷权。其三,从应然的层面讲,若值班律师参与庭审辩护的费用由国家承担,意味着之前的法律援助制度被值班律师制度所吸收。但在目前财力不可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以下做法:若被追诉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可以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法律援助律师提供庭审辩护服务;若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则取决于被追诉人的主观需求,愿意聘请值班律师或其他律师参与庭审辩护的,则经被追诉人委托,费用由被追诉人承担;若不愿意聘请,则由国家提供最低限度的值班律师咨询和提供建议的辩护。

孙剑明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可以探索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的身份衔接制度,使值班律师在一定条件下接受被追诉人的委托,成为其辩护律师。由于值班律师是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利提供帮助,其身份的获得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而辩护人身份的获得基于当事人意志,从而造成辩护意见的倾向性和提供材料的选择性。这一身份的差异需要我们在确定两种身份衔接过程中设定一定的条件,包括案件条件,即值班律师的确发现案件存在被追诉人违心认罪的情况,或者发现证据存在重大缺陷等;同时考虑被追诉人的委托要求,等等。

朱薛峰 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律师

首先,保障程序性正义的关键是值班律师对于案情有大概了解,而不是阅卷行为本身。如果承办的检察官能够向值班律师充分释明案情,解释案件中的关键点,那么值班律师就未必需要阅卷权。其次,即使赋予值班律师阅卷权,也应当是有限的阅卷权,如果对案件有委托辩护或者申请援助律师的要求,则应该聘请辩护律师或者申请援助律师。

胡智强 闵行区检察院检察官

我考虑的可行路径:一是建立值班律师向法律援助律师、委托律师的转化渠道。对当事人有意愿,确有进一步法律帮助需求的案件,可通过合法正当途径将值班律师转化为法援律师或受委托的律师。二是强化对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见证具结的工作保障。比如允许值班律师参与到讯问被追诉人过程中,以此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三是值班律师专业化。让更多具有刑事办案经验的律师参与到值班律师工作中,切实起到应有作用。

徐清 闵行区检察院检察官

个人赞同维持值班律师仅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见证具结书签署等程序性权利,与援助律师、委托律师共同形成适应被追诉人不同法律需求的分层保护结构。值班律师如要履行会见、阅卷等辩护权利,应当经相关手续转化为援助律师或聘请律师后再予以实行。

文稿整理:闵行区院第六检察部   李文军、奚亚一

  黄浦区院第六检察部  尹舒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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